<?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rss version="2.0" xmlns:atom="http://www.w3.org/2005/Atom"><channel><title>在想啥 on 斐康明</title><link>https://young-mann.site/topics/%E5%9C%A8%E6%83%B3%E5%95%A5/</link><description>Recent content in 在想啥 on 斐康明</description><generator>Hugo</generator><language>zh-CN</language><lastBuildDate>Fri, 01 Apr 2022 22:04:47 +0000</lastBuildDate><atom:link href="https://young-mann.site/topics/%E5%9C%A8%E6%83%B3%E5%95%A5/index.xml" rel="self" type="application/rss+xml"/><item><title>侃侃「直言」</title><link>https://young-mann.site/posts/parr%C4%93sia/</link><pubDate>Fri, 01 Apr 2022 22:04:47 +0000</pubDate><guid>https://young-mann.site/posts/parr%C4%93sia/</guid><description>&lt;p>今天读了福柯文选《自我技术》中的2篇文章，即《何谓直言？》与《说真话的勇气》。前一篇结合了诸多对于古希腊文献的分析，对于“直言”这一概念的词源、定义及特征进行解释。后一篇文章则延续了前一篇文章对于“直言”的讨论，简要阐明了指明了“直言”在“自我实践”的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这种重要性体现在“直言”能够作为一种特定的标准判断“他者”，而这种“他者”在“述说自己之真”的自我实践是必不可少的。&lt;/p>
&lt;p>说实话，这两篇文章里，比较吸引我的，一是福柯对于自己所用的方法论（即“问题化置疑”）的阐述，二是福柯提出的“直言”这一概念。在此，笔者尝试对于文本中的观点及论证进行选择性的转述，权当是今天的写作练习（？）了。由于笔者的福柯文本并没有多少阅读量，对于书中使用的诸多概念或许都存在理解偏差。因此，还请谨慎对待文中所提到的福柯的观点。&lt;/p>
&lt;h2 id="福柯的问题化置疑">福柯的“问题化置疑”&lt;/h2>
&lt;p>“问题化置疑”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研究 &lt;strong>如今被视作问题的事物&lt;/strong> 是 &lt;strong>为何&lt;/strong> 且 &lt;strong>如何&lt;/strong> 在当今成为（或者说被视作）问题的。在《何谓直言？》一文里，福柯将自己视作一名“思想史”学者（而非“观念史学者”），澄清了“观念史”与“思想史”在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异：前者关注某个特定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如何产生、发展的，又和其他相关的概念如何相互影响；而思想史的学者则不然——他们关注的，是某个 未曾被问题化的 经验领域或实践类型（这些经验和实践在过去是被人们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寂寂无名的），如何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探讨和争论，煽动了新的反对与抗争，并为过去的那一系列行为、习惯、实践、制度带来危机。研究某些事物是为何且如何成为问题，关注这类曾经不成问题的事物“问题化”的过程，便是福柯的研究切入点。&lt;/p>
&lt;p>在福柯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论既不像他人批评的那样，属于历史唯心主义，也不是完全脱离了具体历史背景的空想。他认为，“问题化置疑”并不是再现一个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对象，也不是通过术语创造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对象，而是通过一套话语或非话语实践，践让某物进入真实-虚假的游戏中，将它构建为思考的对象。这种问题化不是某一种泛泛宏观的过程、不是随着历史阶段不断推演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些问题的起源本身就和关心这些问题的微观主体息息相关。基于某种预设的、确定的宏观条件，所能得到的问题化命题很有可能出现不同；反过来说，面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化命题，我们也只能说，这是由某个特定主体所提出的、与这个主体的具体经历、身处环境、先验知识息息相关的产物。不同的个体，能够产出不一样的问题化命题。某个事物问题化的标志是，身处当时历史情景下的某些特定主体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应答。&lt;/p>
&lt;h2 id="作为他者甄选标准的直言">作为“他者甄选标准”的“直言”&lt;/h2>
&lt;p>人们使用何种话语、何种实践，来尝试言说关于主体的真理？&lt;/p>
&lt;p>对于这个问题，福柯做出了一个假设：主体想要获取主体的真理时，是通过一种 允许“可能且能够谈论自身” 的话语形式，而非通过 被告知 的话语形式，实现这种真理的获取。当主体言说真相时，主体就呈现出了其自身。换而言之，通过这种 被声称而且也被认为是真实的话语的特有结构类型 所隐含的诸多条件和形式，主体认为自己言说了真相，也被他人承认为言说了真相；不仅自己将自己建构为、而且也被他人建构为话语真理的一个主体：他向自己展示、也像他人展示自己是讲真话的人。基于这个假设，福柯进行了一些历史的分析，回顾历史上“述说自我之真”的实践，将这些实践置于“关心自己，应用于自身”（epimeleia heautou）的思想背景与框架下加以考察。这种“关心自己”的原则促进了“自我教化”这一现象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一整套的自我实践被构想、实现和传播。此间，福柯提及了希腊和罗马文化中对于“述说自我之真”的鼓励。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及斯多葛学派主张频繁、持久、连续的内心审视的实践；交流“道德”、“精神”话题的往来书信也很常见；更有意思的是，人们被建议保存他们自己的日记，或是作为对所经历或思考的内容的回顾，留待日后的引用，或是作为梦醒之后对于梦境的记录。&lt;/p>
&lt;p>在“述说自己之真”这一实践中，“他者”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在基督教出现很久以前，“述说自己之真”这一实践是涉及几个人的活动，是和他人一起的活动，或者是，是与另一个人的活动。在基督教时代以及现代，我们都熟悉有这样的一个他者。可是，再在此之前，这样的“他者”形象就更加模糊、不明确、捉摸不透了——他可以是一位年长的老师，也许是一个私人的朋友，也可能是任意一个人。这种他者是多面向的，或许是政治的、医学的或是教育的。这种他者，并不像基督教文化中的忏悔师，或是先待的心理分析师那样，需要从机制性的代表那里获取资格。相应的，他们所需要的资格，是一种实践，是某种言说的方式，也就是“直言”（parrhēsia）。&lt;/p>
&lt;p>直言（parrhēsia）的意思是“说出一切”。直言者（parrhēsiastēs）是说出心中所想之一切的言说者，即使他所说的东西可能会危及其生命——例如，在他的言论与国王或绝大多数民众所相信的东西不相符合的情况下。“直言”意味着告知一切，且告知的内容与真理相联系。直言者深信自己所说的东西为真，而且他们所说的东西实际上也确实为真。此外，“直言”是需要冒风险的。因为，要想言说真理，就应当越出对话者所持有的所谓“共同价值观”。这种“越出”将成为直言之批判维度的根基所在。一旦“直言”，就必须造成和直面冒犯他人、使他人烦躁、激怒他人、刺激他人，乃至诉诸极端暴力行为的危险——这是一种挑战，是地位相对低者对地位相对高者的挑战，是冒着打破和结束和他者的关系的危险 所进行的一种实践。最后，“直言”还与直言者的道德责任感息息相关——直言者本可以享有“保持沉默的自由。没有人强迫他说话，但他觉得自己有这样做的责任……因此，直言与自由和责任息息相关”。为了在直言的意义上说真话，一个人必须有通过说谎或缄口不言而不说真话的自由。要想说出真理，说真话者需要与自身建立起某种伦理关系。直言者“冒着死亡的危险去说出真理，而非停留于真理未曾言明的安全地带……他宁肯做一个说真话者，而不是过一种自欺欺人的生活”。在道德层面上，说真话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相较于不说真话，说真话要更加举步维艰。&lt;/p>
&lt;p>除了上述内容以外，福柯还讨论了“直言”的积极用法与消极用法、“直言”和修辞之间的关系，以及“直言”和其他3种说真话方式的不同。不过，笔者对于这些部分的内容并无太多兴趣，因此不打算再做转述。&lt;/p></description></item><item><title>怕死</title><link>https://young-mann.site/posts/fear-of-death/</link><pubDate>Mon, 01 Apr 2019 18:30:56 +0000</pubDate><guid>https://young-mann.site/posts/fear-of-death/</guid><description>&lt;p>　&lt;/p>
&lt;p>在人生如此多的不确定当中，似乎只有死亡是确定的。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生活中唯一确定的、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而无法逃避的。无论在生前做出了多少大事，随着活力的逝去，终究会化作一沓沓纸钱。然而，在青年时代，我们往往着眼于未来，而将死亡的存在抛诸脑后。随着看到的死亡愈来愈多，某种异样的、从未有过的情感便在内心中萌发，在某种契机的刺激下，最终意识到：人终究是会死的。&lt;/p>
&lt;p>人必会死亡，也避讳死亡。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关于死亡的教育及思考是极少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辈，对于死亡大多是诲而不言，一旦和他提及相关的话题，便开始急眼，责备你为什么整天要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亦或者，干脆将死亡上升到了舍生取义的高度，在宣传中大夸特夸其卓越的精神，却对个体性的死亡避而不谈。&lt;/p>
&lt;p>我记得，我是在准备高三时某一次班会上的分享时，想到这个问题的。在临睡前，当我回顾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后，开始思考要在班会上分享什么时，突然开始想“如果自己死亡了”会怎么样。意识到“我再也不会存在后”，心中就会泛起阵阵恐惧。这样想着想着，便睡不着了，不知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多久。也因此，那几周的睡眠质量遭受了严重的打击。&lt;/p>
&lt;p>若一直被这种思绪所困扰，那我很难投入精力去做别的事。所以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因为意识到死亡这个概念而莫名出现的焦虑情绪。在稍作思考后，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步入手：一，看看焦虑的来源究竟是什么；二，判断自己能否消除来源，如果可以的话，便进入第三步，即消除恐惧的来源，否则就不继续想下去了。&lt;/p>
&lt;p>在稍微搜索了相关的资料之后，我认为这种焦虑的根源来自生理构造，是由我们基因所决定的。基因的本能之一是延续自身。为了让我们这些基因的载体们存活得尽量长久，以保证基因的延续，基因设置了“遇到危险——感到恐惧”的反馈回路，从而促使我们为了消除这种与威胁相伴的恐惧，促使我们赶紧做些什么来逃避危险。&lt;/p>
&lt;p>所以说，这种焦虑情绪是难以被抹除的，而带来这种焦虑的源头，即死亡，更是难以避免。无论是焦虑，还是死亡本身，都难以着手改变。因此，可以说，我找不出一个答案，能够帮助我克服这种死亡焦虑。它必将一生与我相随，不断地折磨我。&lt;/p>
&lt;p>听上去怪恐怖的。也许如此，但是，其实这样想了几周以后，我发觉，在这个过程中，我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我”这种感觉。只有在意识到一切都会死去，让自己直接面对那赤裸裸、黑暗的死亡恐惧时，我的自我才真正出场，我也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从根本上不能依靠于外界的力量，是自己想要去活的。&lt;/p>
&lt;p>我草率地将这种自我意识的出场归因为死亡焦虑的出现，以及我对其的一系列反应。这种死亡焦虑之所以能够促使自我意识的演进，是因为，死亡作为一种终结的象征，，能够消抹掉现有许多事物的意义，而我们为了弥补这些意义的空白，就必须试着赋予某些事物以新的意义。就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因许多事情而困扰，担心自己考不上研，担心自己绩点不高，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担心自己找不到一个人生伴侣。诸如此类的烦恼将会是永无止尽的，但是在死亡面前，它们都显得微不足道：毕竟，如果一切都注定要死亡，那么，即便我获得了上面的一切之后又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在已有的社会架构下也许是有意义的，看似与我们构建自己的角色息息相关。可是，当我们不断地追问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又是没什么意义的。这时我们会意识到，那些大家都在谈论的东西不一定是我所感兴趣的事物，而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似乎也不那么合理了。此时，身边的一切似乎都不在那么坚定。我们便会陷入一种迷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周边的一切，乃至自己。心中难免会生出“从来如此，便对吗”的疑惑。 在惴惴不安之余，我们便难免会开始琢磨，如何将自己诸如生命之类的有限资源分配到实处。这可表现为，我们在面对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事物时，开始频繁地追问自己，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我之所以会选择做这件事究竟是为了什么。&lt;/p>
&lt;p>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在经历这一系列挣扎之后，我发现，或者说更愿意相信，世界归根到底还是有意义的，但它只有在面向我这个个体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为了探寻到这种意义究竟何为，我们就得从自己的生活中，攫取那些最为鲜活的个人体验，感受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物，并意识到对我而言，它们与其他事物的不同之处，通过你自己的方式来刻画出它们的模样，从而构建出一个由你自身所组成的、自我的小世界。在此时此刻，自我的意识便完成了出场。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留存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必须完全的为自己负责，要意识到你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属于你自己的。&lt;/p>
&lt;p>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没法廓清“意义”的定义究竟何为（而我现在也放弃了厘清其定义）。如果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大概会回答，在活着的时候（甚至再持久点，在死后一段时间里），尽可能帮助和我有交集、我喜爱的人们，多多少少贡献些许正外部性，让他们过得稍快乐点。&lt;/p></description></item></channel></rss>